月发布的《国际评级机构银行业评级方法论考察——评级框架篇》报告中,我们对惠誉、标普和穆迪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对银行业主体的信用评级框架进行了考察。根据我们考察,三大评级机构对于银行业主体的评级主要基于三大维度:一是宏观经济环境,二是银行个体经营状况,三是外部支持机制。本文将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细化考察与银行主体信用评级相关的关键定量、定性指标以及相关指标的计算逻辑,从而更好进行学习借鉴。三大评级机构均致力于衡量宏观经济波动和金融体系脆弱性可能引发的银行信用风险。因此,尽管各机构的指标框架与评价方式存在一定差异,但均聚焦于以下几个核心维度:
一是经济发达程度与收入水平。三大评级机构均将人均GDP水平作为银行经营宏观经济环境评价的核心基础指标,衡量经济体的整体财富水平和发展阶段。二是经济结构与韧性。三大评级机构均高度关注经济的多元化程度,以评估经济体自身及银行业抵抗特定行业冲击的能力。三是信贷扩张与杠杆水平。三大评级机构均高度重视私营部门信贷与GDP这一指标,将其视为金融风险积累的关键信号。四是制度与监管框架。三大评级机构都聚焦评估银行监管质量、法律框架水平,特别重点关注法律体系和监管体系对于债权人权利的保护和公司治理标准的要求。五是融资与流动性。三大评级机构均关注银行体系的负债来源稳定性,如存款基础、融资多样性以及对境外资金的依赖程度。
在经营情况评估指标层面,惠誉、标普和穆迪三大国际评级机构虽在方法论上存在差异,却均构建了一套融合定量指标与定性调整的多维评估体系。其评估逻辑表现出以下的共同之处:
一是穿透财务数字,审视银行真实风险。从评价指标体系建设来看,三家评机构均不仅仅依托财务报表所披露的相关比例作为评价银行信用风险的唯一标准,而是通过一系列调整项,深入分析这些数字背后的计算方法逻辑差异、资产质量的真实成色与变化趋势以及银行潜在的风险集中度。二是将定量与定性分析紧密结合。在定量指标的基础上,三大评级公司都在银行个体的信用风险评估中引入了大量的定性分析作为评分调整项。例如,业务模式、公司治理、管理战略、风险文化、市场地位等,认可“软实力”对银行信用质量的关键影响。三是强调前瞻性和周期性视角。三大评级机构对于银行信用情况的评估不仅基于当前或历史数据,也包含了对未来表现的预测性指标、在经济周期中行业发展的趋势性指标等,从而前瞻性考察不同银行的抗风险能力和经营的可持续性。四是高度重视流动性与融资结构。三大评级公司都将银行的融资与流动性情况作为独立的核心评估维度,关注银行负债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多样性、与资产的期限匹配情况以及高质量流动性资产的储备相对规模,视其为抵御流动性危机的第一道防线。五是更多关注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与当前《巴塞尔协议III》中的侧重点类似,三大评级机构在银行信用情况评估中均高度关注银行所面临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虽然三大评级机构在评级框架中的调整项里也或多或少纳入了银行所面临的利率风险、战略风险、反洗钱风险等其他类别风险,但是整体着墨较少。
在外部支持评估指标层面,由于标普与穆迪均未对这一部分的评价指标等相关标准做进一步披露。因此,本部分仅对惠誉外部支持相关指标体系做具体梳理与分析。
在地方政府信用意见评级的基础上,惠誉从政府支持与股东支持两个评估维度进行指标体系搭建,并据此对基础评级进行调整。其中政府支持评级设计包含调增与调减两个方向的调整机制,股东支持评级则仅设计保持基础评级不变、调减一个子级别与调减两个子级别的调整项。从指标体系建设来看,该体系具备以下特征:
一是评估维度层次分明,兼顾整体与个体。惠誉的框架系统地从政府支持能力和支持意愿两大支柱入手,其中意愿进一步细化为对银行业整体和对特定银行两个层面。这种结构既评估了政府的财政和资源上限,即能力,也判断了其出手相助的动机与习惯,即意愿,并对不同银行可能存在的救助概率差异进行了精准分析,逻辑严密。二是采用双向调整机制,注重客观性与可比性。惠誉几乎对所有评价指标均设置为调整项,并明确列出了调增与调减的具体情形。这种设计通过一套可比的量化标准,例如贷款与GDP比率,与质性标准,如支持记录和处置立法,使不同国家和银行的评估结果更具一致性和说服力。三是紧抓关键风险要素,聚焦系统性风险与支持方的关联。惠誉在政府对银行支持能力评估方面则聚焦银行体系规模、结构及政府债务等宏观风险;支持意愿方面则深刻洞察“历史支持记录”与“处置立法”的政策信号。对于单家银行,其 “是否为具有系统重要性”、“股权结构”和“负债结构”成为判断政府是否对特定银行予以支持的关键。
惠誉对于银行母公司的支持评价体系同样围绕“能力”与“意愿”两大支柱构建。在支持能力层面,重点关注监管环境等外部环境对支持的可能障碍、母公司财务实力与子公司所需支持的相对规模比较等。在支持意愿层面,惠誉则重点考量子银行在母公司中的地位、协同效果,以及子银行出险对母公司声誉影响、交叉违约责任等影响因素。
不同于实体企业的盈利模式,银行业金融机构具有高杠杆、受到严格监管、主要开展资金融通业务等特点,故而在银行评级中所采用的评价要素与实体企业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本文将在《国际评级机构银行业评级方法论考察——评级框架篇》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细化考察与银行主体信用评级相关的关键定量、定性指标以及相关指标的计算逻辑,从而更好进行学习借鉴。
在银行评级框架中,惠誉所运用的宏观评估指标体系相对直接,其通过调整项给予分析师较大的定性评估与经验判定权限。具体来看,惠誉在银行业机构的评价指标选择上,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采用“基础项+调整项”模式。宏观评估指标以人均GDP为基础项锚点,然后通过一系列调整项对宏观情况进行精细的正负向调整,灵活性相对较高。
二是在宏观指标评估中,强调单一经济体内不同区域的“区域性”因素的影响。惠誉独特地考虑了特定银行业务主要分布区域的经济水平与该经济体平均经济水平的差异,这对评估区域型银行至关重要。
三是将银行的“系统重要性”因素纳入考量。惠誉明确将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D-SIBs)作为银行评估的正向调整因子,认为银行若被列为D-SIBs,那么将有较强的政府支持预期来提升银行信用评级情况。
四是关注“未来增长”预期。惠誉在对银行业经营的宏观情况进行评估时,不仅看历史数据,亦通过判断人均GDP的未来走势,进而评估该经济体的经济潜力是否被高估或低估。
对于宏观经济环境评估,惠誉采用人均GDP(三年平均值)指标作为评价的基础项指标,并对全国性和区域性银行实施差异化矩阵判定,以期实现评估的精确性。调整项指标则涵盖了银行主要展业经济体宏观经济的多个维度:
一是经济规模与结构。一般而言,若银行展业的主要经济体经济体量大且产业多元化,那么意味着银行经营所拥有的宏观经济环境更优,成为银行信用评价的加分项;反之则该银行所拥有的宏观经济环境将成为银行信用评价的减分项。除此之外,若该经济体由于法律制度的有效保障,注册在其中的企业公司治理能力和水平较强,则也有助于该经济体宏观经济环境评分调增。
二是经济增速情况。惠誉认为,若银行展业的主要经济体其经济增速是可持续、积极的高速增长,那么将有助于提升宏观环境评估得分;反之,若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或增速波动较大,或者经济体近期增速或潜在增速较低甚至负增长,或者经济体失业率逐渐升高、失业率位于高水平,那么银行经营的宏观环境评估得分将有所下调。
三是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情况。惠誉认为,若银行展业的主要经济体通胀、利率、汇率和资产价格等指标的波动较低,且未来波动率的预期也相对较低,那么说明该经济体的宏观经济环境更为稳定,宏观经济环境评分将会调增;反之,若上述指标近期波动较为显著或未来预期波动率较高,那么该经济体的宏观经济环境评分将会调减。
四是信贷水平与增速情况。惠誉并不会单独通过经济体的信贷总规模或增速来判断该经济体的信贷情况是否健康,其将信贷/GDP的比值,以及信贷增速同GDP增速的比较作为判断经济体信贷规模绝对水平(宏观杠杆率)、信贷增速是否健康的重要指标。
对于银行业的行业情况分析,惠誉并未设立独立的基础评级项,而是在经济环境评估结果之上进行调整与细化。该分析聚焦于银行业经营的中观外部环境对银行个体风险的传导,具体涵盖以下五大维度:
一是金融市场成熟度。惠誉认为,银行体系发达且银行体系集中度相对较高,而且信贷监管、存款保险制度、资本市场等法律制度和监管框架更为有效的经济体,其银行业整体信用水平会更高;反之,则该经济体内银行业机构信用水平则相对更低。
二是监管与法律框架。若经济体内的法律和监管规范,以及执法机关和监管部门的执行体系相对完备,从而能够较好地保障债权人的权利、提升企业的会计准则执行强度、保障企业有较强的公司治理能力,那么该经济体银行业资信评分将得到调增,反之该经济体的银行业资信评分将被调减。
三是经济的未来增长潜力。惠誉在对某经济体银行业整体情况进行评分时,也将对该经济体的未来增长情况对银行经营的影响进行考量。若该经济体未来的人均GDP水平将会显著改善,或过往的人均GDP水平低估了经济发展对银行抗风险能力的提升,那么惠誉将会相应调增该经济体银行业的整体资信评分,反之则会调减相应评分。
四是区域覆盖范围。惠誉认为,若该经济体的银行业务集中在经济发展明显强于该经济体平均水平的地区,那么惠誉将会调增该经济体银行业整体的资信评分,反之惠誉将会调减评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评分导向之下,虽然基于银行经营的逐利性和抗风险能力提升考量,这一评分导向相对科学,但是这一评分将不利于普惠金融的践行,也难以引导金融资源向经济不发达地区倾斜。
五是系统重要性。惠誉认为,若银行被评定为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D-SIBs),虽然其将面临更为严格的监管政策,但是在业务先行先试的机会、融资能力的提升上,D-SIBs都会拥有更多的机会。因此,惠誉一般会对D-SIBs的资信水平予以正面调整,反映其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关键地位。
相较于惠誉和穆迪,标普所披露的宏观评价指标体系更为复杂,其特色在于关注经济周期的相位判断和结构性失衡的测度。从分析指标的特色而言,其具备以下两大特征:
一是深度嵌入“经济周期”分析。标普认为,在不同的经济周期阶段,银行业信用情况的主要影响因素也会有所差异。因此,标普在评估银行业经营宏观环境时,会首先判断经济体处于经济周期中的扩张期、调整期或是复苏期。在此基础上,对于不同的经济周期阶段,标普将采用差异化的关键评估指标。例如,在经济扩张期,标普更为关注房价涨幅和债务增速等指标的影响;而在复苏期,标普则增加关注不良贷款率等指标。
二是高度重视经济的“失衡”与“脆弱性”。标普在银行经营宏观环境评估中设有大量“调减项”来捕捉经济中的脆弱点,如地缘政治风险、财富不平等、气候风险、经济制裁、商业房地产过热等,视角相对前瞻和全面。与之相对应,标普在银行业经营的宏观环境评估指标中,调整项中调增项相对较少。
穆迪所披露的指标体系相对简洁、宏观,更侧重于国家层面的整体风险如何传导至银行体系。从指标特色而言,穆迪的宏观环境评估指标具备以下两大特征:
一是侧重银行融资宏观环境的量化跟踪测度。穆迪在评估中引入了银行借款利率与隔夜指数掉期(OIS)的利差、央行资产负债表波动等市场化的实时监测指标来动态衡量银行业的融资压力和央行支持能力。
二是关注行业结构性因素。例如,穆迪在宏观环境评估中的“行业结构”维度,会具体评估影子银行的发展、银行业集中度和竞争情况,关注金融结构演变带来的潜在风险。
从国别风险角度来看,穆迪通过经济体经济实力与制度要素的综合研判,揭示主权经济体信用环境对银行体系的整体影响。在经济实力上,重点关注包括对GDP规模、GDP增长稳定性及经济体经济多元化程度的系统评估。在制度实力上,重点关注对该经济体国家机构效能与治理水平的全面衡量。在风险事件敏感度上,其评估的内容涵盖经济体政治风险、政府流动性风险、外汇风险与经常账户状况等多方面因素。
从信贷与融资环境来看,穆迪的评估聚焦于经济体的宏观杠杆率水平、市场条件与政策敏感性。在信贷环境评估上,穆迪以经济体的私营部门信贷/GDP比值,以及该比值的近三年变化情况为核心,衡量该经济体整体宏观杠杆率水平与信贷扩张速度。以此为基础,穆迪还会考虑家庭金融资产与GDP比值、房地产价格波动情况以及主要贷款产品的性质等因素调整深度信贷环境评分。在融资环境评估上,穆迪则关注银行借款利率与隔夜指数掉期利差,从而反映市场融资成本与流动性压力;同时,穆迪也监控央行资产负债表波动以评估货币政策的环境。通过信贷环境和融资环境的评估,穆迪旨在穿透宏观总量数据,揭示信用创造的质量与融资市场的真实压力。
从银行业结构来看,穆迪以金融自由度、行业集中度与行业竞争情况作为银行业整体情况的三大基础评估项。其中,金融自由度监测“影子银行”等证券化信贷的增速,从而揭示传统银行存贷体系外的风险集聚情况;行业集中度采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2]等量化工具,客观衡量银行业市场的垄断与竞争程度;行业竞争情况则重点关注表外工具占比、立法变革及创新融资结构的兴起,力图及时捕捉监管套利可能与业务模式变迁。
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在评估宏观环境对银行体系的影响时,尽管其指标框架与评价方式各有差异,但是其核心目标相对一致,即衡量宏观经济波动和金融体系脆弱性可能引发的银行信用风险。在一致的目标下,三大评级机构对银行业经营宏观环境和行业环境的评估逻辑和指标选取具有一定共性特征,均聚焦以下几个核心维度:
一是经济发达程度与收入水平。三大评级机构均将人均GDP水平作为银行经营宏观经济环境评价的核心基础指标,衡量经济体的整体财富水平和发展阶段。
二是经济结构与韧性。三大评级机构均高度关注经济体的经济多元化程度,以评估经济体自身及银行业抵抗特定行业冲击的能力。
三是信贷扩张与杠杆水平。三大评级机构均高度重视私营部门信贷/GDP这一指标,将其视为金融风险积累的关键信号。
四是制度与监管框架完备程度。三大评级机构都聚焦评估银行监管质量、法律框架水平,特别重点关注法律体系和监管体系对于债权人权利的保护和公司治理标准的要求。
五是银行融资与流动性情况。三大评级机构均关注银行体系的负债来源稳定性,如存款基础、融资多样性以及对境外资金的依赖度等指标。
在对宏观经济环境和中观银行业经营环境进行评估之后,三大评级公司聚焦于同一经济体内不同银行个体的经营指标情况,通过经营指标的选取和评估,来衡量不同银行个体的资信水平。
惠誉对于个体银行资信情况的评估体系以系统化和精细化见长,强调对银行风险偏好、战略执行及财务数据质量的深度校验。从评估指标体系角度,具备以下特征:
一是高度重视业务模式的可持续性、多元化水平,以及战略制定与执行的清晰度。惠誉不仅对银行盈利情况进行评估,更通过调整项深度剖析银行盈利来源和业务模式的多样性、稳定性、集中度,以及银行对所制定战略目标的合理性以及执行情况,从而评估银行所指定的战略能否在长期为银行带来稳定的收益。
二是将风险偏好设置为独立的评估维度。惠誉将银行的“风险偏好”单独列为银行经营情况评估的一大类要素,详细考察其授信标准、投资准则与对手方风险、风险控制能力、信贷增速和非财务风险情况,强调银行风险文化和风险管理框架的重要性。
三是强调管理能力与公司治理对于银行资信水平的重要性。惠誉将银行管理团队的能力、公司治理的质量、财务报告的透明度以及是否存在复杂的组织架构和关联交易作为银行业务情况评估的重要调整项。这是由于惠誉认为,上述这些因素将直接关联到债权人的利益保障。
四是在不良贷款率基础上,通过多维度指标穿透分析实际贷款质量和动态变化趋势。在考虑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基础上,惠誉还深入分析不良贷款生成率、贷款集中度情况、贷款分类政策审慎性、拨备覆盖率、贷款抵押率以及抵押品的质量,从而从更多维度来判断银行资产质量的真实状况和动态变化趋势。
在业务情况评估中,惠誉以“近三年平均营业收入”规模作为该项评估的基础项,辅以多个定性和定量的调整项进行评估。在营收水平的基础上,惠誉将影响银行盈利水平可持续性与质量的多种因素作为调整项,来审慎评估银行业务。例如,对业务模式多样化且聚焦低风险业务(如支付结算、托管业务等中间业务)的银行,惠誉会对其业务情况评分予以适当调增;而对收入严重依赖一次易性业务或高风险信贷活动的银行,惠誉会对其业务情况评分进行调减。此外,惠誉在业务情况评估中还融入了“管理与治理”维度,该维度旨在评估银行管理团队的能力及公司治理透明度。例如,若银行存在大量未经审查的关联方交易或财务报告质量缺陷,惠誉将下调业务情况评分。
在风险评估方面,惠誉将“风险偏好”设为独立且优先的评估维度,形成一套前瞻性的银行风险文化评估框架。该维度通过六大基础项系统衡量银行主动风险管理的文化与战略执行:授信标准强调低风险客户与资产组合多样化的重要性;投资准则聚焦低风险证券投资及交易对手放风险管控的重要性;风险控制则旨在评估银行系统与风险管理机制的有效性;市场风险要求银行所面临的各类市场风险敞口适度且管理得当;信贷增速关注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信贷规模增长合理性及对资产质量的潜在影响;非财务风险则将运营、声誉、法律等风险纳入统一评价框架。该评估维度的核心在于超越财务数据,定性评估银行的风险策略与文化。应当指出的是,从风险偏好的角度来看,惠誉认为银行信贷增速较低或适中更有利于银行有效管控信贷资产质量,有利于提升银行风险偏好项目得分。除非由于银行信贷规模基数低、信贷市场渗透率差等原因,否则惠誉都将认为银行高信贷增速不利于银行保持相对审慎的风险偏好。
在资产质量方面,惠誉以“三年平均不良贷款率”为基础,通过一系列调整项深度把脉资产真实风险。相关调整项包括:一是对于拨备覆盖充足性与抵押品质量情况进行考察。二是通过对不良贷款生成率与结构的分析,来区分新发生与存量不良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差异,从而更好判断银行的不良变化趋势。三是校验银行贷款分类政策的审慎性,警惕银行通过重组等方式隐匿不良风险。四是强调贷款分散度对于不良控制的重要性,关注银行对于特定行业、客户的集中度对资产质量的影响。五是关注非贷款资产及表外敞口的风险。此外,惠誉还将授信标准与信贷增速纳入资产质量的评估,警惕银行高风险、高增速扩张对资产质量的负面影响。
在盈利能力方面,惠誉以风险调整后的收益为核心,基础指标为“营业利润/风险加权资产”的三年平均值。对于盈利能力的调整项,惠誉评估体系的显著特征在于通过多项调整项,来评估银行盈利的质量和可持续性:一是重视跨经济周期的收益稳定性,相对而言盈利波动性低的业务模式,惠誉对其评分更优。二是鼓励银行收入多元化,降低对单一业务或业务条线收入来源的依赖度。三是对风险加权资产(RWA)的计算进行定性校验,调整RWA规模表征数据难以体现的银行风险高估或低估的可能。此外,大额且具备可持续性的营业外收支(例如被归入其他综合收益中的收益)也会被作为调整项,从而更全面、客观的反映银行的盈利能力。应当指出的是,虽然在风险偏好评分中,与交易相关的一次性利润占比较高被列为了市场风险评估维度的减分项,但是银行若能获得大额、可持续的营业外收入(包括交易性收入)那么其盈利能力评分维度将获得加分。
在资本与杠杆水平方面,惠誉以“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基础指标,通过系列调整项深度评估资本真实质量。对于资本情况与杠杆率水平,惠誉的具体调整项包括:一是校验RWA计算的审慎性与核心资本的真实损失吸收能力。对于采取高级法计算风险加权资产,由于其大量使用内评法,因此其存在低估风险加权资产规模的可能。二是关注拨备覆盖充足性与资产估值稳健性。三是重视资本内生能力(收益留存)与未来资本需求(RWA预期增长)之间的平衡;四是将资本规模、外部融资可及性及资本的监管缓冲空间纳入综合考量。
在融资与流动性方面,该体系以“贷存比近三年平均值”为基础,但核心是通过系列调整项深度分析银行流动性的真实状况。具体来看,惠誉在该维度评估中的调整项包括:一是重点关注优质流动性资产对短期负债的覆盖程度。二是严格评估银行存款基础的稳定性、分散度及对价格敏感性,警惕银行过度依赖集中性融资来源、批发融资或短期资金。四是特别考察外币流动性匹配能力及在压力情景下的应急融资渠道(包括央行、集团及市场支持等)。五是将银行未来战略变化对流动性的潜在影响纳入评估。
标普的对于银行经营情况的评级指标框架则强调同业比较与前瞻性预测,结构清晰且侧重于银行相对竞争力分析。从评估指标体系角度,标普对于银行经营情况评估的指标具备以下特征:
一是强调同业比较的重要性。标普在几乎所有调整项中(如经营稳定性、风险分散度、融资能力等),都明确将“优于/次于同业平均水平”纳入各类指标调增或调减的关键判断标准,凸显其同业比较、相对评级的理念。
二是经营状况评估涵盖广泛定性因素。标普在银行将“管理与公司战略”作为银行经营状况的调整项,涵盖了公司治理、股权结构、管理质量、战略定位、运营效率等多个软性因素,从而更好地在数值指标之外,综合评估银行的整体竞争力。
三是聚焦银行在不同经济周期的表现和增量变化。类似于标普在宏观经济环境评估中将经济周期因素纳入考量,标普亦在银行经营情况评估中注重考量银行在上一次经济下行期的盈利表现与同业平均水平差异。同时,标普还会评估银行管理层是否有能力管理因业务扩张带来的风险增长和变化。
在经营状况层面,标普的评估以银行的“市场份额、收入稳定性”为基础,通过调整项进行多维度的相对竞争力分析。标普高度关注银行业务与展业区域的多元化程度,明确将“优于同业”作为调增评分的关键。同时,标普探索将银行管理水平与战略等定性因素深度量化,重点考察战略可行性、过往战略执行情况及管理层的风险偏好。
在资本与盈利层面,标普以未来12-24个月的经调整一级资本充足率作为基础指标,关注对资本质量的穿透审视。具体而言,标普明确区分核心一级资本与其它以及资本工具,对过度依赖永续债等工具导致“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承压”的情形进行负面评分调整。同时,标普还会延伸进一步考察银行的内源性资本补充能力、评估银行盈利能力强弱,关注收入来源的多样性与稳定性,并结合银行平均资产回报率(ROAA)等指标对银行盈利能力进行综合判断。
在风险管理层面,标普主要通过定性指标判断银行管理层驾驭业务扩张所带来增量风险的能力。在将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定性评估作为风险管理评分的基础之上,标普还设置了一系列调整项指标:一是银行过往经济周期风险管控表现考察,将银行在上次经济下滑中的亏损情况与同业对比。二是风险分散化效果,评估其是否存在集中度风险,能否较同业更能有效抵御系统性风险。三是严格排查未被传统的资本情况等量化指标考察所覆盖的重大潜在风险(如操作风险、外汇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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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融资与流动性层面,标普则以“负债稳定性优先、同业比较与期限匹配为辅”的核心逻辑来进行评估。对于银行融资能力,标普的评估基础项聚焦银行负债结构,重点关注个人存款与机构存款的组成结构、同业借款在负债中的占比等关键指标与同业平均水平的比较。调整项则包括:一是高度青睐稳定、多元化的零售存款基础,将具有该特征的银行予以融资能力评分调增。二是明确将依赖价格敏感的批发融资(如同业拆借、结构性存款)视为减分项。对于银行流动性水平,标普的评估基础项则是银行对央行融资的相对依赖性以及银行通过其他渠道获取流动性资源的能力评估。调整项则进一步凸显标普对于银行资产负债匹配、流动性覆盖能力强的偏好:一是重视资产负债的期限与币种匹配情况。二是关注银行潜在的大额再融资风险,和负债来源的集中度风险。三是考察银行的流动性覆盖率(LCR)等指标情况。
穆迪的评估体系独具特色,它引入了部分不同于其他两大评级机构的关键指标,致力于穿透会计表象,试图评估银行资产、资本和流动性的真实质量和风险。从评估指标体系角度,穆迪对于银行经营情况的评估具备以下特征:
一是自建核心资本指标,追求实质损失吸收能力。穆迪不单单依靠监管部门对于银行资本情况的监管指标来评价银行资本充足情况,其设置了“有形普通股权益(TCE)/风险加权资产(RWA)”等一系列指标作为银行经营情况评估的基石。
二是构建自定义口径,穿透会计表象审视真实风险。在资产风险评价层面,穆迪不仅关注问题贷款率这一指标,同时也关注银行个体的高风险资产绝对增速,以及银行该增速与当地同业机构高风险资产平均增速的比较,以此作为银行资产质量的预警。在融资结构评价层面,穆迪在“市场资金/有形资产”指标中剔除担保债券等成分,从而更好地真实反映银行对批发融资的依赖。在流动性评估层面,穆迪在“流动性资产/有形资产”指标中,剔除已抵押资产、做市资产等难以及时变现运用的资产,仅认可高质量可变现资产。
在资本质量维度,穆迪并不单单依靠监管对于资本质量的评价指标作为评价依据,而是创设“有形普通股权益(TCE)/风险加权资产(RWA)”作为核心指标,更真实反映普通股的损失吸收能力。与此同时,穆迪也考虑其他指标对于银行资本质量的影响,将其作为了银行资本质量的调整项:一是考虑不同银行对于RWA的计算方法差异,从而进行校准以规避模型差异。在实践中,境外不少银行获得当地监管机构批准可以采用内评法来计算RWA,虽然各银行所采用的内评模型与二是通过“名义杠杆率(TCE/有形资产)”设置硬性阈值。三是关注未实现损失对资本的潜在侵蚀可能。四是考虑银行下属保险公司所需最低资本要求,对银行母体实际可用资本规模的制约。
在盈利能力维度,穆迪采用“税后净利润/有形资产”作为基础指标,直接衡量银行利用权益资金创造收益的能力,避免使用风险加权资产(RWA)过程中RWA计算方法差异可能带来的扭曲。同时,穆迪不仅考虑当期银行的盈利水平高低,还通过调整项的方式评估银行盈利的稳定性,深度考察银行业务模式及其收入来源在不同经济周期中的可靠性和韧性,并以历史业绩作为银行盈利情况可靠性和韧性的重要依据。
在融资结构评估维度,穆迪采用“市场资金/有形资产”作为基础指标,探索通过剔除担保债券等稳定融资成分,真实反映银行对批发融资的实际依赖程度。除基础项指标之外,穆迪还从多个维度将调整项指标纳入考量,综合分析银行的融资质量:一是深入剖析银行从金融市场所获得的资金构成,包括银行间融资与海外融资等不同来源的负债质量差异。二是系统考察银行存款稳定性与结构特征,例如定期与活期存款的比例及存款客户集中度。三是将净稳定资金比率这一监管指标纳入考量,以全面评估期限错配风险。四是前瞻性地考虑市场准入条件变化对银行融资成本与融资能力的潜在影响。
在流动性渠道维度,穆以“流动性资产/有形资产”作为基础指标,客观衡量银行所持流动性资产的真实规模。在此基础上,穆迪的评估体系还对银行流动资产质量进行极致细分与校验,从而进行评分调整:一是明确区分高质量可变现资产,并根据高质量可变现资产的规模对银行评级进行相应调增或调减,以更准确评估银行在压力情境下的真实应急能力。此外,穆迪的评价体系还特别考量集团内部存在的限制性因素,审慎评估在跨境及跨监管框架下银行获得流动性支持的可行性。
除此之外,穆迪还会根据银行的业务多样性、信息披露的头闽都、企业战略的复杂性以及企业关键人物风险、战略风险等因素对银行评分进行调整。
对个体银行经营状况的评估构成信用评级的核心基础。惠誉、标普及穆迪三大国际评级机构虽在个体银行经营状况评价的方法论上存在一定差异,不过均构建了一套融合定量指标与定性调整的多维评估体系,旨在穿透财务报表,全面揭示银行的信用风险轮廓与内在资信实力。具体来看,三大评级公司对于银行个体经营情况和信用风险的评估逻辑存在显著的共同之处:
一是穿透财务数字,审视银行真实风险。从评价指标体系建设来看,三家评机构均不仅仅依托财务报表所披露的相关比例作为评价银行信用风险的唯一标准,而是通过一系列调整项,深入分析这些数字背后的计算方法逻辑差异、资产质量的真实成色与变化趋势以及银行潜在的风险集中度。
二是将定量与定性分析紧密结合。在定量指标的基础上,三大评级公司都在银行个体的信用风险评估中引入了大量的定性分析作为评分调整项。例如,业务模式、公司治理、管理战略、风险文化、市场地位等,认可“软实力”对银行信用质量的关键影响。
三是强调前瞻性和周期性视角。三大评级机构对于银行信用情况的评估不仅基于当前或历史数据,也包含了对未来表现的预测性指标、在经济周期中行业发展的趋势性指标等,从而前瞻性考察不同银行的抗风险能力和经营的可持续性。
四是高度重视流动性与融资结构。三大评级公司都将银行的融资与流动性情况作为独立的核心评估维度,关注银行负债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多样性、与资产的期限匹配情况以及高质量流动性资产的储备相对规模,视其为抵御流动性危机的第一道防线。
五是更多关注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与当前《巴塞尔协议III》中的侧重点类似,三大评级机构在银行信用情况评估中均高度关注银行所面临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虽然三大评级机构在评级框架中的调整项里也或多或少纳入了银行所面临的利率风险、战略风险、反洗钱风险等其他类别风险,但是整体着墨较少。应当指出的是,基于2023年硅谷银行和瑞信银行出险的案例,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国际监管组织近年来开始愈发关注银行所面临的利率风险。[3]与此同时,由于经济数字化转型、地缘政治风险演进,银行所面临的各类非传统风险也在逐步增多。
尽管标普与穆迪均对外披露了外部支持评估的框架要素[4],但两家机构并未对外部支持评估的评价指标等具体标准做进一步披露,因此本部分将以惠誉为样本,对其外部支持相关指标体系做具体梳理与分析。
从政府支持评估角度来看,惠誉将评估商业银行对于不同层级政府的系统重要性,确定银行最有可能获得支持的来源,并将地方政府信用意见[5]作为政府对辖内银行支持评级的起点。通常情况下,惠誉认为对于监管机构公布的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D-SIB),最有可能予以的外部支持应为中央政府。此外,部分银行虽然并非D-SIB ,但惠誉评估仍认为其具有系统重要性,亦有较大可能获得来自中央政府的政府支持评级(Government support Rating,GSR)。
若惠誉认为特定商业银行的系统重要性对中央政府较低但对地方政府较高,那么惠誉将评估地方政府支持该银行的可能性。一般情况下,惠誉认为能够对银行提供地方政府支持的政府层级是直辖市政府,省(或自治区)政府以及计划单列市政府。由于地方政府间信用状况存在差异,惠誉亦会对不同地方政府的信用状况进行评估。
在地方政府信用意见评级的基础上,惠誉从政府支持与股东支持两个评估维度对银行获得外部支持的可能性搭建评价指标。其中政府支持评级设计调增与调减的两个方向,股东支持评级仅设计保持基础评级不变、调减一个子级别与调减两个子级别等3个调整项。从指标体系建设来看,具备以下特征:
一是评估维度层次分明,兼顾整体与个体。惠誉的评估框架系统性地从“政府支持能力”和“支持意愿”两大支柱入手,其中“意愿”进一步细化为对“银行业整体”和“对特定银行”两个层面。这种结构既评估了政府的财政和资源上限(能力),也判断了其出手相助的动机与习惯(意愿),并对不同银行可能存在的救助概率差异进行了精准分析,逻辑严密。
二是采用双向调整机制,注重客观性与可比性。惠誉几乎对所有评价指标均设置为调整项,并明确列出了调增与调减的具体情形。这种设计通过一套可比的量化(如贷款/GDP比率)与质性(如支持记录、处置立法)标准,使不同国家和银行的评估结果更具一致性和说服力。
三是紧抓关键风险要素,聚焦系统性风险与支持方的关联。惠誉在政府对银行支持能力评估方面则聚焦银行体系规模、结构及政府债务等宏观风险;支持意愿方面则深刻洞察“历史支持记录”与“处置立法”的政策信号。对于单家银行,其“是否具有系统重要性”、“股权结构”和“负债结构”成为判断政府是否对特定银行予以支持的关键。
在能力层面,惠誉主要借助三大指标对政府支持能力进行双向调整:一是银行体系规模,以贷款与GDP的比率进行衡量。二是银行体系结构,涵盖高系统重要性银行总资产在银行业总资产中占比、股东实力等因素。三是政府财务灵活性,包括政府债务水平与政府获准进入金融市场融资的灵活性,以此综合评价政府的财政资源和缓冲空间。
在意愿层面,评估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政府对银行业整体的支持意愿,惠誉主要从以往的立法处置情况评估银行处置计划中存在高级债权人承担损失的可能性,根据以往的支持案例来评估政府针对辖内银行是否具有非常有力地、可预见地、及时地支持记录。二是对特定银行的支持意愿,惠誉主要根据银行的系统重要性、潜在风险蔓延可能、负债结构所对内部纾困可行性的影响以及银行股权结构所反映的政府关联紧密度进行差异化判断。
惠誉对于银行母公司的支持评价体系同样围绕“能力”与“意愿”两大支柱构建。在能力维度,惠誉主要涵盖了三大调整项:一是在监管环境层面,惠誉主要评估母公司对子银行提供支持的制度可行性。二是在相对规模层面,惠誉主要衡量母公司财务实力与子银行所需支持力度的匹配度。三是在地区风险层面,惠誉主要判断母公司跨境支持子银行可能面临的资本转移等实操障碍。在意愿维度,惠誉的评估则更为精细,主要通过五大指标进行多级调减:一是在集团中的角色层面,主要衡量子公司在母集団中的战略重要性与整合度。二是在声誉风险层面,惠誉主要评估子银行与母集団品牌关联性所带来的潜在影响。三是在支持记录层面,惠誉主要依据母公司的历史支持行为来判断其对子银行未来支持的倾向。四是在子公司业绩前景层面,主要观察子银行对于母公司业绩贡献的历史与前景。五是在法律承诺层面,考察母公司对于银行是否具有约束力的支持义务。
[2]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简称赫芬达尔指数,是一种测量产业集中度的综合指数。它是指一个行业中各市场竞争主体所占行业总收入或总资产百分比的平方和,用来计量市场份额的变化。
[4]此前我们在《国际评级机构银行业评级方法论考察——评级框架篇》中进行了详尽梳理,
[5]地方政府信用意见指惠誉针对地方政府信用的评估维度,分为“极强”、“很强”、“较强”、“一般”、以及“较弱及以下”五个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