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从推动中国2001年加入WTO,到奥巴马、特朗普时期通过TPP、关税等排挤中国,重构自由贸易体系的过程发生了什么?WTO红利助力中国制造业腾飞、FDI涌入、经济增长15倍,成为世界工厂。美国认为中国存在未履约、知识产权、不开放服务市场、巨额贸易不平衡等问题,导致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全球贸易停滞。为此,美国转向高关税、对等贸易,稀释中国出口优势,重构自由贸易体系。
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简要回顾自由贸易体系的构造者美国,是如何从推动中国加入WTO,又是如何在其中排挤中国的。
1979年,在改革开放设计师邓老的领导下,中国政策制定者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美中关系正常化。1986年,中国申请重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经过与美国及其他成员的长期谈判,在美国的推动下,我国于2001年12月加入该组织,当然承诺的条件是我们将实施一系列全面的经济改革,包括大幅削减进口商品关税、保护知识产权、开放服务市场以及法律法规的透明度。
从2004年美国首次对中国提起WTO诉讼,到2009年11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参与排斥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再到特朗普第一次就任美国总统的2018–2019年对中国商品征收了一系列广泛的关税,导致多次你来我往的报复,美国对中国参与国际自由贸易体系以及维系国际自由贸易体系框架的WTO,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2025年2月特朗普第二次就任美国总统,推动对等关税,代表着美国正在采取实质性措施,重构排斥中国的自由贸易体系。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标志着其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这一历史性事件,通过市场开放、规则重塑和资源配置优化,极大推动了中国制造业的腾飞和经济的迅猛增长。从“世界工厂”的奠基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崛起,WTO“入世”红利深刻重塑了中国的发展轨迹。中国经济规模从2000年的8.94万亿元,一路快速增长至2024年的134.91万亿元,扩大至原来的15倍。
加入前,中国关税壁垒较高,出口受限;入世后,承诺逐步降低关税至平均9.8%,并取消非关税壁垒。这直接刺激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爆发式增长。2001-2020年,中国货物出口额从2660亿美元飙升至2.59万亿美元,增长近10倍,制造业出口占比高达90%以上。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玩具和电子组装率先受益,凭借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中国迅速承接全球中低端制造业转移,成为“世界工厂”。
例如,汽车行业产值增长近10倍,从2001年的不足500万辆跃升至全球最大生产国和销售市场。这一过程不仅消化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过剩产能,还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了产业链分工效率,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加速。
入世前,中国FDI年均不足500亿美元;加入后,规则透明度和国民待遇承诺吸引外资激增,2001-2020年累计FDI超2万亿美元。 外资企业带来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端设备,推动本土企业从仿制向创新转型。电子、机械和化工等行业技术水平大幅提升,零部件国产化率达80%以上。同时,WTO要求中国废除优惠政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市场秩序,降低了交易成本,激发了本土企业的竞争力。先进企业如联想、小米、海尔借此走向国际,而落后产能则通过兼并重组优化资源。
汇率并轨、财政透明和金融开放等配套措施,配合人口红利,放大全球化效应。2001年至2020年中国GDP年均增速9.2%,占全球比重从4%升至17.4%。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一度超30%,拉动就业超2亿人。消费者也获实惠:进口商品价格下降,出境旅游和理财产品多样化。
当然,高速增长伴随环境污染和贸易摩擦等挑战,但总体而言,加入WTO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加速器”,奠定制造业强国基础,并为“一带一路”等新战略注入活力。
中国崛起后贸易激增: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的价值从2001年的约1000亿美元增长到2024年的5247亿美元。对美出口的激增部分归功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但更重要的是,美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转移了较多的制造业至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为以中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腾出来需求巨大的市场。
但美国越来越强烈地认为,中国未能遵守许多世贸组织规则,也没有完全履行当初换取美国支持加入WTO的承诺,特别是开放服务市场和人民币自由兑换。从布什政府响应美国企业要求加强保护的呼声,对一系列补贴或“倾销”的中国商品征收一些关税开始,美国政策制定者逐渐采取更强硬的路线,美中贸易关系在过去十几年里变得更加对立。
比如在奥巴马总统任内,对中国投资的审查也加剧,罕见地采取了阻止两项中资收购的举措。他的政府还完成了排斥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谈判,虽然特朗普在上任后于2017年退出了TPP。
特朗普从第一任期开始加剧了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从第二任期开始,开始实施重构自由贸易体系的关税措施。耶鲁大学估算,到2025年8月,美国平均的实施关税税率从特朗普上任前的2%左右提高至20.2%,成为全球少有的高关税国家。在世界银行有数据记录的144个国家和地区中,平均关税超过20%的只有英属百慕大群岛和所罗门群岛。
自GATT推翻并重构生效以来,已过去近80年。推翻并重构自由贸易体系并非因为特朗普个人的一意孤行。大多数美国人赞成提高关税,基于三个原因:
但美国人认为,中国分享了自由贸易体系的红利却不愿意承担自由贸易的责任,重点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拥有竞争优势的服务业。比如美国对中国开放了金融保险服务业,也开放了媒体产业,中国银行、建行、中央电视台等分支机构在美国经营很长时间后,美国的服务业巨头却无法进入受保护的中国服务业市场。
与此同时,美国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结构有些畸形。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甩开美国,但消费却不到美国的一半。中国的出口增速一直高于进口,导致了中国持续的贸易顺差和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按美国数据,2024年中美全年进出口总额5850亿美元,其中美国从华进口4400亿美元,对华出口1450亿美元,贸易逆差2950亿美元,占美国总逆差的三分之一。最终消费市场极度依赖美国的出口型经济,造成了贸易双方严重的经常项目收支失衡。
2024年美国国际贸易逆差总额达9184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较2023年增长1335亿美元。全年进口总额4.11万亿美元,出口总额3.19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7.3万亿美元。服务贸易实现300亿美元顺差,但商品贸易逆差高达1.5万亿美元,成为主要失衡来源,导致美国GDP规模损失5.1%。
持续增长的经常项目逆差导致美国的国际收支出现扭曲。而中国则一直保持顺差,享受着以美国为最终消费市场的自由贸易红利。
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导致巨额对外债务,并危及美元信用。2008年发生雷曼危机的原因就是国际收支失衡。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纠正这种失衡,而不是背离美国。
为此,美国人认为必须推进人民币汇率等国际货币体系的自由化,中国还必须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扩大内需。但中国特殊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又担心一旦放松外汇管控、提高劳动力价格,会危及稳定。
与此同时,还带来了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导致了“特朗普现象”的出现。美国制造业增加值从中国加入WTO前的16.2%下降到2024年不到10%。
制造业空心化导致美国经济差距扩大,低收入群体(后20%)的收入自雷曼危机前的2007年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而前20%群体的收入则增长至原来的1.6倍。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并未转移至金融和高科技等高薪产业。
美国当初支持中国加入WTO,最终却遭遇了失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21世纪全球经济不断推进知识产业化,但WTO规则主要针对货物贸易,无法应对知识产权侵权问题。据美国人自己估算,侵犯知识产权给美国经济造成的年度损失达到2250亿至6000亿美元。WTO也不能应对中国的产业补贴政策和国有企业拥有的独特市场地位所带来的低成本竞争。
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停滞也让美国感到愤怒。在GATT谈判中,1964~1967年的“肯尼迪回合”谈判有约60个国家参与。将工业产品的关税降低了近40%。约120个国家参与的1986~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同样将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关税削减了40%。
1948年GATT生效时,美国将关税税率降至5%区间。目的是通过开放本国市场来促进日欧出口。很快就陷入贸易逆差状态的美国于1985年要求日本和欧洲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如今,美国将矛头指向我们,也是因为严重的贸易不平衡所引发的贸易摩擦。
作为拥有类似经济结构、所有制形式和价值观的德国、日本,自然容易与美国达成新的贸易协议来解决贸易不平衡的突出问题。但中美之间显然缺少沟通、对话、解决贸易不平衡的制度基础,而在现有的WTO框架内,更无法解决这一点。这就是美国掀桌子重来的主要原因。必赢国际437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