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时表示，中国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是要实现从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从外围跟随向规则引领的转变。现将专访内容发布如下：（全文约6700字，预计阅读时间16分钟）

　　▲本文8月22日刊发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收录在FT《“中国学者百人百访”》系列。

　　王英良：2023年10月中国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这是推动中国金融持续发展、将金融置于国家崛起与民族复兴高度的重大战略举措。“金融强国”这个词，过去中国金融学界很少有系统研究。但我注意到，你在2019年至2023年就与同事合著过五本关于“金融强国”主题的书籍。你怎么看待当前中国在“金融强国”理论和实践层面有哪些新的重要进展？其中面临哪些新的问题？

　　王文：谢谢你关注到我与团队对“金融强国”的研究论述。事实上，早在2017年11月13日，“十九大”结束不久，我就在《财经》杂志发表题为，明确写道“继文化强国、海洋强国之后，基于“十九大”报告的定调，应适时提出‘金融强国’”。2019年开始，我与同事先后写了

　　5本“金融强国”系列著作，由人民出版社、中国金融出版社分别出版，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从中国知网的查询看，这些都是最早的一批研究“金融强国”的成果。

　　2023年10月，中央政府提出“金融强国”，是金融界、经济界、学术界的大事，更是指导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目标性、纲领性的战略表述。此后，我在多本核心学术期刊上继续论述“金融强国”理论逻辑与政策定位等，多篇都成为。基于这些研究，我对金融强国的理论进展的最新思考主要在这三个方面：

　　一是理论体系的系统化建构。自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以来，金融强国的理论逐步体系化与系统化。其内核不再是西方式的“资本自由流动”与“市场决定论”等传统金融中的概念，而是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服务国家战略、金融与安全并重等中国特色路径。这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与西方金融的不同之处。

　　二是在建设金融强国的顶层设计上，建立了“六个强大”的明确目标。中国国家主席习提出，要建设金融强国，需要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这一表述构成了金融强国的战略六边形，可以为金融强国的理论研究和拓展提供了清晰的框架。

　　三是对中国特色金融治理理论的丰富。目前，中国已逐步构建了独特的“党领导金融”治理模式，强调制度性优势、政策协调性、风险可控性等，有效避免了西方国家那种金融绑架国家、“周期性爆发危机”式、“金融偏好于服务富人”、“资本主导社会运行逻辑”等治理困境。

　　从实践角度，中国在建设金融强国的过程中，已实现诸多阶段性的突破并获得了一系列国内外金融治理的早期成果。例如，中国与东盟、非洲、中东等20多个国家推进本币结算，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不断拓展，国际使用场景大幅增加；在金融“五篇大文章”，即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层面，各地纷纷出台配套政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能力持续增强。

　　但是，在全球金融变局加剧、国内经济转型深化的背景下，中国“金融强国”战略仍面临以下挑战：

　　一是金融体系碎片化与协调难题。当前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在多头监管、分业监管方面的结构性问题已有许多改善，但地方政府、行业部门之间在监管协调和信息共享上仍需要不断提升。

　　二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受限。虽然全球范围内人民币结算的使用率在上升，但受制于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不足、金融市场开放度不够高等因素，其国际货币地位还不到与美元、欧元完全匹敌的地位。在地缘政治紧张背景下，还面临欧美国家“金融武器化”的外部阻力。

　　三是金融开放中的系统性风险防控能力仍待提升，比如随着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中国需要更强的风险识别、评估和应对能力。面对国际热钱流入流出对金融市场稳定性的挑战，需要建立风险防范和应对框架。

　　四是还需要不断争取国际金融话语权与国际规则制定能力，中国虽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中的话语权仍然不够，金融标准、评级体系等主要还是由西方所主导，亟需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金融智库和人才体系。

　　王英良：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金融“出海”的重要一环，你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展望如何？人民币与美元未来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会处于一种怎样的竞争与共生关系？

　　王文：对于你的第一个问题，首先人民币国际化是构建中国“金融强国”战略的重要支点，也是重塑全球货币体系、提升中国金融主权与国际影响力的关键抓手。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持续扩大（尤其是2025年上半年中国GDP增速5.3%远超预期）、跨境贸易规模的跃升、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以及地缘政治背景下全球“去美元化”呼声的不断提高，人民币国际化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当前，人民币已稳居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稳步上升，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金砖国家、中东与非洲等地区，人民币正逐步拓展结算与储备功能，呈现加速突破的趋势。

　　对于未来前景而言，人民币国际化仍将继续稳步推进，其路径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人民币的贸易结算货币功能将持续增强，中国将推动更多双边本币结算安排，减少对美元依赖；第二，人民币的储备货币功能将逐步提升，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央行资产配置中，人民币将成为对冲美元波动风险的稳定锚；第三，人民币的投资货币功能将依托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与金融基础设施而不断得到其他国家和市场的认可，并逐渐扩大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

　　关于人民币与美元的关系，短期内仍将呈现竞争与共生并存、此消彼长的动态博弈态势。短期内，美元依托美国自身深厚的金融市场历史和基础、强大的国家信用和全球军事影响力，仍然是难以轻易动摇的主要货币；而人民币的上升则依赖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金融市场深化、政策稳定性与制度透明度的同步提升。在国际政治碎片化、美元“金融武器化”以及特朗普上台后严重透支美国国家信用的背景下，全球各国对美元的信任不断受损，人民币有望成为区域货币多元化的关键选项。综合估算，2035年前后，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将达到10%左右，占全球货币使用份额的比重将比当前高3倍。

　　但也需要指出，人民币国际化并非只是追求挑战美元的单极地位，也不是简单地对第一大货币进行份额上的取代，而是倡导构建多元、公平、包容的国际货币新格局，实现美元、欧元、人民币等主要货币间的多极互补与协调共存。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是积极稳健的，其目标不是取代美元，而是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提供第二选择甚至去风险选项，并以此推动全球金融治理向更加平衡合理方向演进。

　　王英良：中国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迈进需要突破哪些关键性节点？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推动中国金融行业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如何确保中国的金融安全？

　　王文：你提到的这是一个关乎中国金融未来走向的核心问题。中国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不仅意味着金融规模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实现从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从外围跟随向规则引领的转变。在这个进程中，中国需突破多个关键性节点，并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确保金融安全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协同推进。

　　首先，根据习提出的“六个强大”标准，中国迈向金融强国需打造强大的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强大的中央银行（完善货币政策传导与调控能力）、强大的金融机构（形成全球竞争力）、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比如上海）、强大的金融监管体系以及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这六大要素是金融强国的骨架，缺一不可，构建完整的现代金融体系，是实现战略跃升的第一步。

　　其次，要始终坚持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脱实向虚、资金空转是传统金融大国的典型问题。向金融强国迈进的根本路径在于金融回归服务实体、助力创新、推动绿色转型。其中，五篇大文章（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金融）必须做深、做实。

　　再次，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跃升，人民币可计价、可结算、可储备、可投资等程度将决定其国际影响力。建立更透明、法治化、便利化的资本市场，推进跨境支付系统建设（如CIPS），是人民币走出去的关键路径。此外，面对金融数字化浪潮，中国需平衡创新与风险，形成科技+制度的双轮驱动模式。数字人民币、区块链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都有望成为新的制度性红利之所在。

　　一是坚持稳中求进的战略节奏，对外开放其实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把握好整体的节奏感与风险阈值。对高风险领域（如短期热钱、资本市场投机行为）采取逆周期调节，对中长期资本（如养老金、主权基金）提供一定的投资便利。

　　二是健全金融安全防火墙，要强化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预警机制，形成“看得见、管得住、防得了”的风险防控网络。特别是在外资准入、金融科技、房地产金融等领域，要构建“底线思维”型防控体系。

　　三是提升应对“金融武器化”的大国实力，在美元体系不稳定和金融制裁频发背景下，中国需打造人民币跨境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扩大本币结算区，提升对外抗压能力与规则主导权，减轻对传统支付中SWIFT、美元清算系统的依赖。

　　四是注重制度型开放与治理能力提升同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使中国的金融法治环境与国际惯例接轨，同时保持中国特色治理优势。通过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升中国金融的外溢影响力。

　　王英良：在应对“国家金融化”这一全球问题时，你认为中国有哪些经验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是否可以构建一种“去金融泡沫型”的发展范式？

　　王文：这个问题切中当前全球金融治理的一个核心难题，所谓“国家金融化”，是指金融资本在一国经济中比重过高，金融逻辑主导实体经济甚至政治决策，导致经济结构失衡、产业空心化、社会分化加剧、金融系统脆弱。例如一切为利润服务的华尔街，当实体经济有利可图之时，华尔街的金融就支持实体经济，而当实体经济无利可图乃至发生金融危机，华尔街的金融便不会以支持实体经济为目标。这个问题在其他欧美发达国家也尤为突出，并具体表现为资本市场过度投机、居民加杠杆透支、政策过度依赖货币宽松，最终形成“泡沫驱动型增长模式”，极易引发周期性危机与结构性衰退。

　　中国的金融发展路径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了一条金融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的独特道路，形成了与西方模式迥然不同的中国经验，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可供借鉴：

　　一是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通过党领导金融，中国避免了金融资本绑架国家意志，确保了金融发展始终服务于宏观战略目标，如脱贫攻坚、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而非服务于金融集团的短期利益。

　　二是建立宏观审慎管理与系统性风险防控机制，特别是在房地产、影子银行、地方债等领域，中国近年来实施了极具前瞻性的政策干预，有效抑制了泡沫积聚。比如“房住不炒”、地方债限额管理等，体现了未雨绸缪式的底线思维，这是华尔街等西方金融市场所欠缺的。

　　三是推动金融回归实体经济，“五篇大文章”的实质是在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立以创新和长期回报为导向的投融资模式。

　　四是强化金融监管的统一性与穿透性，针对多头监管、套利空间大等问题，中国逐步强化监管全覆盖，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视野，增强对金融风险的识别与防范能力。

　　王英良：你曾提到，中国是“无危机崛起”的国家代表，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特色金融模式更具抗冲击能力？未来是否可能构建“中国主导型”的全球金融稳定机制？

　　王文：中国是“无危机崛起”的代表，这一判断是建立在过去数十年全球金融演化的历史进程之上的。回顾二战后，尤其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发达经济体频繁遭遇系统性金融危机——1987年美股股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引发的金融恐慌等，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从未爆发过一场波及全国、系统性的大型金融危机，堪称全球经济奇迹。

　　这种“无危机”的稳定性并非偶然，而是与中国特色金融治理模式密切相关。中国坚持党领导金融、长期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与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等，正是凭借这些制度性优势，中国逐渐积累起一套稳定、高效、风险可控的金融治理路径。

　　展望未来，能否构建中国主导型的全球金融稳定机制，关键不在“主导”本身，而在于能否提供可信、有效、可推广的制度经验与制度产品。例如，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已成为SWIFT之外的重要补充，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非西方主导的融资平台；再如数字人民币探索，也可能为全球数字货币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因此，中国确有可能在全球金融稳定机制中发挥越来越中心的作用，不是通过权力扩张，而是通过规则创新、机制共享与发展导向，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朝更加公平、稳定、多元的方向演进。这正是中国特色金融模式的全球价值所在。

　　王英良：中国的“金融强国”概念是否可能被其他国家误解为一种新型“金融霸权”的构建？中国如何在推进自身利益的同时避免外部误判和冲突？

　　王文：在当前国际舆论环境下，西方国家的一些人屡次炮制“”、“中国产能过剩论”、“中国崛起顶峰论”等话语陷阱，我们有理由进一步防范“金融强国”战略可能被部分国家误解甚至编排为构建一种新型“金融霸权”的可能。这种误解主要源于对中国崛起的战略不信任，以及对“强国”概念的单一线性理解。在一些西方国家的认知框架中，“金融强国”容易被其与挑战美元霸权、谋求货币扩张主义等概念错误地划等号，进而引发地缘政治层面的敏感反应。

　　然而，中国构建金融强国的本质，并非模仿美国的单极金融霸权路径，而是强调制度自主、服务实体、合作共赢。其目标在于提升中国自身金融体系的韧性、安全性与全球参与能力，更好地服务国内高质量发展，同时为全球金融治理贡献公共产品。这一战略强调的不只是自身强大，更强调共建共享。为避免外部误判，中国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发力：

　　一是战略表达的清晰化。中国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在多边场合阐述金融强国的内涵，强调其开放性、非排他性，突出金融发展的普惠性与国际合作导向

　　二是政策实践的透明化与制度型开放。通过高水平制度开放，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可预期性、可参与性，打破闭门造车的误解。例如，扩大人民币结算区并非是去美元，而是推动多元货币并存；推动AIIB发展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补充现有体系。

　　三是提升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力。中国应持续提供面向发展中国家的融资支持、金融能力建设援助，如绿色金融标准建设、数字支付基础设施合作等，展现负责任大国姿态。要让国际社会真正理解并认同中国所追求的是一个有韧性、有道义、有能力的金融强国，而非取代性霸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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