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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启川 交警非现场执法限制论——以行人和非机动车为中心
发布时间:2026-03-18
 : 《法学评论》2026年第1期 ,转自法学评论LawReview 公号 。  交警非现场执法是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行人、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理的活动。以作用对象为标准,交警非现场执法可以主要分为面向于行人的交警非现场执法(以下简称“行人非现场执法”)、面向于非机动车的交警非现场执法(以下简称“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和面向于机动车的交警非现场执法(以

  : 《法学评论》2026年第1期 ,转自法学评论LawReview 公号 。

  交警非现场执法是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行人、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理的活动。以作用对象为标准,交警非现场执法可以主要分为面向于行人的交警非现场执法(以下简称“行人非现场执法”)、面向于非机动车的交警非现场执法(以下简称“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和面向于机动车的交警非现场执法(以下简称“机动车非现场执法”)三种类型。交警非现场执法主要适用于机动车,近年来开始逐步适用于行人和非机动车。实际上,机动车非现场执法已有充分的规范依据和理论基础。然而,与机动车非现场执法相比,无论是在规范依据上,还是在理论基础上,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皆有相当的差距。具体而言,首先,在规范依据上,我国缺乏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的统一专门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4条仅就机动车的非现场执法作出明确规定,《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违法行为程序规定》)第78条也只是对行人和非机动车的非现场执法作出“参照”机动车的概括性规定。同时,地方的相关规定较为混乱,存在地域分布失衡、规范效力不一、规则内容迥异等问题。其次,在理论研究上,虽然我国法学界对于交警非现场执法问题已给予较为充分的关注,但从既有理论成果来看,基本上是以机动车非现场执法为中心展开,鲜有以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为研究对象的。

  那么,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是否具有正当性?机动车非现场执法理论能否直接适用于行人和非机动车?如果不可以,是否存有限度?如何进一步完善现有制度规则?为解答上述问题,笔者尝试采取如下研究进路:首先,以证成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的正当性为逻辑起点;其次,论证机动车非现场执法理论的不宜套用性,阐明两者的根本差异;再次,提出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的适用限度,即对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应当采取审慎限制适用的立场;最后,尝试构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和符合基本法理的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理论体系。

  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在实践和理论上均具有正当性。在实践上,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非现场执法技术拓展应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地方先行先试的立法经验。在理论上,主要表现为契合风险规制的内在机理。

  可见,面对行人和非机动车规模增加、风险累积、执法困顿等多重挑战,推进非现场执法技术应用是提升行人和非机动车治理效能的现实诉求,具有实践正当性。

  客观来说,《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4条将非现场执法的对象仅限定为“机动车”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这使得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缺乏法律依据,也一定程度为“电子抓拍非机动车违法尚无国家法律支撑”判断提供注解。拉伦兹认为:“在解释某特定法律条文时,对潜存于此法律条文之中的法规范的理解和解释并非孤立而肆无忌惮地开展,其受制于该规范之意义脉络、上下关系、体系地位及其对法律体系的整个脉络之功能。”由此观之,《违法行为程序规定》第78条是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4条的续造,是以“参照机动车违法行为处理程序”的规定确立了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的制度依据。除此之外,我国地方立法有哪些先行先试的做法?

  经过梳理发现,《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43条首次明确将“交通技术监控”记录效力扩展至“非机动车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以地方性法规形式确立非现场执法在非机动车违法行为管理中的适用性。《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第46条和第47条进一步完善程序规范,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利用电子技术设备,收集、固定非机动车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证据”,并配套设置告知、复核、处理全流程规范。不止于此,安徽、湖南、海南等省份均明确了根据“交通监控技术”对非机动车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的规定。

  虽然上述先行先试的地方立法经验可以为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提供规范基础,但存在较为明显的问题:其一,地方规则呈现地域失衡态势。当前,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规范主要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区域。其他省份的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规范数量相对较少,且规范内容多依附于机动车非现场执法规范予以类推适用,未能区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行为特征;其二,执法认定标准混乱。上海在实施行政处罚之前需“经人工审核无误”后方可执行,江苏则规定对交通技术监控记录的非机动车违法行为需“依法确认”,而湖南、广州等地却未对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的复核程序作出明确规定。进言之,上述地方立法的混乱状态很大程度源自于缺乏上位法规范的统摄指引,因此亟待国家明确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的统一规定。

  需要说明的是,行人和非机动车违法行为多具有行政违法而非刑事犯罪的属性,且其风险后果主要作用于行为人自身,但这并不意味着其风险局限于行为人,毕竟闯红灯、逆行等行为将极有可能诱发公共交通风险。缘于此,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的重要制度功能在于预防风险。一般而言,“风险是将来发生损害的可能性,一旦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那就是实际损害。”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立基于风险预防和规制,着力于对行人和非机动车违法行为的及时阻却,进而实现行为人认知模式的重构,以避免交通安全事故等“实际损害”的发生。具体而言,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之于违法行为的风险规制主要有两种路径:其一,已发生风险的责任回溯。依托非现场执法技术,通过对行人和非机动车违法行为客观记录与固定,形成确凿的违法证据。执法机关依循法定程序,基于该证据确定违法行为人并依法科处行政处罚。这一过程不仅实现了对既往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而且,可以通过惩戒与教育相结合的综合处置措施,有效矫正违法行为人的认知偏差与行为模式,从而防范其再犯的风险,实现对潜在违法行为的前置性防控。其二,未然风险的预防性规制。依据《行政处罚法》第41条,非现场执法设备的设置地点须依法向社会公开。此公开行为本身即构成一种显性的法律告知与程序正当性宣示。交通行为主体在获知特定区域存在非现场执法设备时,其行为活动将受到潜在的法律后果预判之约束,由此在主观上形成一定的心理畏惧。相较于传统行政制裁措施,非现场执法具有更强的作用力,在作用时间与范围呈现出扩张态势,给行政相对人极大威慑。这种源于制度公开性及执法确定性的“威慑性策略”,直接作用于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为时的“风险与收益”考量,促使行为人在监控场域内主动调适行为模式,自觉遵守交通法律规范。由此观之,在行为发生的初始环节可以有效阻却违法意图向现实违法行为的转化,进而实现从源头上遏制交通违法、预防潜在安全风险的前置性治理目标。

  既然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具有正当性,那么已然成熟的机动车非现场执法理论体系就可以直接适用于行人和非机动车?答案是否定的。当前,机动车非现场执法已形成“一体两翼”的理论体系:以秩序行政理念为中心,以自动化技术和专门制度规则为支撑。然而,该理论难以适用于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

  秩序行政理念是机动车非现场执法的理论基础,这是因为面对机动车保有数量的激增和行政执法资源相对有限的现实矛盾以及机动车违法行为的瞬时性、风险性等特质,传统依托于人力资源予以现场查处的模式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这就需要借助非现场执法技术来提升行政机关“收集违法事实的便捷性”及“查处违法行为的全面性”,同时在一定程度增加了机动车违法行为的预期成本,迫使驾驶人普遍遵循交通规则,以实现对交通秩序最大程度地维护。可见,机动车非现场执法是秩序行政理念在技术治理语境下的制度表达。

  倘若将秩序行政理念套用于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的场域,可能面临着规制过度甚至规制异化的责难。相较于机动车非现场执法注重惩戒性,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则侧重教育性。这主要源于二者在风险程度、认知基础和规范设定上的差别。

  第一,在风险程度上,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和行人存有显著差异,相应地,二者的法律规制强度应当有所不同。以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为例加以展开,《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第3项、第4项虽以“动力装置”作为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界分标准,但结合第58条进行体系解释,二者区分标准的核心在于“动力装置”之不同所导致的运行时速的差异。因高速性、高动能的物理特质,机动车违法行为极易造成重大人身伤亡与财产损失,具有高风险性,而非现场执法可以形成有效震慑,有利于维护交通秩序与公共安全。相较而言,非机动车具有低速度、低动能的物理属性,如逆行、占用机动车道等典型违法行为。除此之外,其危害性主要表现为驾驶人的个体安全风险而非公共安全风险。“即便有不慎伤人之潜在危险,亦不具有像动力交通工具于行驶时所产生的高动能或高速度。”由此观之,非机动车违法行为危害性较为有限,而机动车违法行为的危害性更为严重,可以说,在风险程度上,两者完全不在一个层级。申言之,风险层级差异的客观存在使得对非机动车适用与机动车同样的非现场执法手段存在过度规制之虞。

  第二,在基础条件上,两者差距更为明显。一方面,机动车驾驶人已通过驾考制度实现了对交通法律规范和通行规则的系统把握和充分认知,与之不同,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因为无需顾及驾考制度规则的强制性义务规定而明显地缺乏对交通规则的系统认知。由于仅有适用年龄标准但缺乏资格准入限制,部分非机动车使用者未接受过系统的交通法规培训,其违法行为可能系源于对规则的无知而非故意扰通秩序。另一方面,与机动车拥有完备的专有交通规划、标识等道路系统不同,行人和非机动车面临道路交通规划滞后与基础设施不足的困境,换言之,已然存在的路权分配不公平问题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不得已陷入“违法”通行的无奈境地。此种因道路规划等方面的“供给侧”缺陷所导致安全、高效通行的“需求侧”失序,使得诸多违法行为具有明显的被动性与无奈性。如果在此情境下简单套用以惩戒与威慑为核心的秩序行政理念,那么,这不仅忽视了现实治理困境的根源所在,更有可能使执法行为因过于机械而缺乏社会认同。

  第三,在规范设定上,行人和非机动车违法行为的治理规则具有鲜明的教育导向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7条规定,对于情节轻微、未影响道路通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给予口头警告后放行”。相较于机动车,行人和非机动车违法行为中“轻微违法行为”的比例显然更高,对上述条款的适用空间显然更为广泛。同时,《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条规定,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通行规定的,应处以“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并规定“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可以扣留其非机动车”。这一条款不仅从文义上将“警告”置于罚款措施之前,更明确了“视接受罚款的情况再扣留车辆”的梯度式治理规则。上述条款均彰显了实定法对非机动车违法行为以“教育为主”的执法理念。不仅如此,实践中多地尝试探索“通过教育替代行政处罚”来处置行人和非机动车违法行为的模式。

  机动车非现场执法的制度规则并不能直接适用于行人和非机动车领域,这主要是因为两者在行政法定、行政均衡与程序正当等方面存在差异。

  第一,从行政法定上来看,我国已构建起位阶清晰、制度完备的机动车非现场执法规范体系。这不仅体现于《行政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基础性法律中,而且表现在《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等专门性规章中,同时在《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关联法律规范中亦有相关规定。这些机动车非现场执法规范的效力具有多元性:既指向机动车驾驶人在驾驶过程中超速运行、闯红灯等违法行为,又涉及车辆本身的技术性能或安全状态对于公路基础设施、公共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潜在或实际影响。相较而言,一方面,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规范在完备性上尤其是数量上差距较大。退一步讲,如果机动车非现场执法规范可以直接适用于行人和非机动车,其规范多寡则不是问题。然而,此路径行不通的主要原因是,两者所面临的风险性强度大相径庭,尤其是有关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的立法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关制度规则也并未及时更新完善。另一方面,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规范的效力也较为有限,其主要作用于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的自身安全。因此,从行政法定上来看,套用机动车非现场执法规范并不妥当。

  第二,从行政均衡上来看,若直接套用机动车非现场执法的制度规则,则存在处置规则与行为危害性脱节的问题。大量情节轻微的行人和非机动车违法行为,可能被施以与其危害性不相称的处罚结果。譬如,有地方规范性文件规定,将采集的非机动车违法信息,未经告知等程序而通过道路显示屏、政务新媒体等渠道予以公开曝光。此做法实质上构成了一种“羞辱性公示”,“利用了耻辱感文化在社群组织中的巨大影响力,从而达成惩戒之目的。”其惩戒强度明显超出了必要限度。此外,在影响人群上,非机动车与机动车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外卖骑手、短途通勤者等高频率使用非机动车的社会群体,可能会在算法设定等情形下不得已选择交通违章。倘若对该群体不加区分地适用机动车非现场执法的高强度、广覆盖度的行政规则,将会极大幅度地扩大潜在处罚对象范围。更何况违法行为源于城市道路交通规划不合理、专用车道被占用等客观事实,行为人往往缺乏主观上的可责难性。如果直接套用机动车处罚规则,将有违过罚相当原则。这不仅可能诱发“全民违法”的治理困境,更可能肇致滥用行政裁量权和过度干预民众生活的诟病,其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将面临严峻挑战。

  尽管机动车与行人和非机动车在非现场执法上皆有正当性,不过,相较于机动车非现场执法,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的正当性是有限度的。

  客观而言,适配技术和规则体系的有限性制约了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有序和有效实现,具体理由如下:

  在全球范围内,以电动自行车、电动滑板车为代表的个人轻型电动交通工具(PLEV,Personal Light Electric Vehicles)的数量不断增加,但是,针对非机动车或行人的非现场执法可资借鉴的经验做法并不乐观。目前,国外主要停留在“如何规范非机动车行驶”的立法阶段。譬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试图通过《道路规则2014》及联邦技术规范界定合法非机动车范围,其交通部仍在为电动滑板车起草初始的基础规则;美国马萨诸塞州则藉由《通用法》对电动自行车和电动踏板车进行初步分级管理,但上述分类的科学性与覆盖度受到质疑,州内各城市仍处于分散的补充立法尝试阶段。可以说,域外较为有限的立法基础,使得构建一个稳定、统一的非机动车管理体系困难重重,更是迟滞了非现场执法技术在行人和非机动车管理中的应用进程。

  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立法与之类似。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条之2的规定,非现场执法中所采用的“科学仪器”主要适用于机动车违规行为的“迳行举发”,其适用对象明确限定于汽车驾驶人;至于非机动车或行人若违反交通规则,则仍以警员现场执法为主。尽管“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统一裁罚基准及处理细则”第22条为民众通过“科学仪器”获取证据举报交通违法行为提供了依据,从而在规范层面保留了非现场执法扩展至非机动车的可能性,但在实践中,行人和非机动车的违规行为仍依赖于人工查处,覆盖所有交通参与主体的非现场执法体系尚未真正建立。

  更进一步,域外对于非现场执法技术在交通管理中的应用,普遍持以审慎甚至限制之态度。这成为制约非机动车乃至行人非现场执法应用的现实障碍。美国马萨诸塞州明确禁止“完全依赖自动化执法设备进行处罚”,自动化设备获取的信息必须经过执法机关的人工审核与确认,方能作为执法依据。英国在《监控摄像机业务守则》中规定,监控技术的使用必须满足特定、合法的目的,且应当达到“迫切”“必需”“明确”的程度。其下属伦敦及英格兰等地区则对用于交通执法的电子设备设定了极其严苛的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这些旨在保障公正的技术标准,在客观上提高了技术部署的成本。对于英国模式下无需注册、缺乏唯一稳定身份标识的非机动车及行人而言,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几乎无法满足上述要求,实质性地被排除在非现场执法系统之外。

  域外在立法与执法上的踯躅不前,印证了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在当前发展阶段所面临的现实有限性——远非一个技术到位即可水到渠成的简单方案,而系牵涉复杂的法治、伦理与技术适配的议题。“法律是一种行为场景。”域外做法表明,既不可因追求效率而忽视隐私保护的底线,亦不能因技术可行而忽视对程序正义的严格要求,更不能在立法基础尚未夯实、准入标准尚未厘清的情形下,贸然推进技术的无限制扩张应用。

  事实上,个人信息或隐私权的部分让渡具有相应的理论基础。非现场执法技术的主要应用价值在于维护交通秩序与公共安全。社会公众基于安全需求而对这一技术存在功能性依赖,致使在特定交通场景下隐私保护预期相应降低。“监控行为所指向的对象是任何人可以看到的情景,这与文字记录并无实质差异。”处于公共道路空间的行为主体,其活动轨迹天然暴露于其他交通参与者与公共监控设备的视野之下。因此,每一个理性的交通参与者应当合理预见并接受被观察、被记录的风险。他们应对这种风险具有合理的认知,对于监控场景下的信息与隐私保护不宜存有过多的期待。质言之,倘如以隐私权的绝对保护为由否定公共监控视频中的必要信息处理,那么,这一技术就失去了维护交通秩序与公共安全的价值基础,同时可能对他人安全、高效参与公共交通活动的基本自由产生不利影响。

  基于维护公共安全的需求,交警这一角色被赋予了更为广泛的监控权限。交警以“交通秩序之维护及社会秩序之维持”为重要职责,为履行该职责,交警利用非现场执法技术对行人和非机动车违法行为实施必要的、持续性的监管和追踪。客观来说,交警履行职责所代表的公共利益较之个人利益具有优位性。因此,不能以个人信息敏感或隐私泄露等为由,就简单地拒绝采集违法主体的人脸信息。由此观之,基于维护公共安全和交通秩序而对特定场景下的个人信息进行适度采集与处理具有一定正当性。

  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有限性的深层法理在于,行人和非机动车的固有风险水平显著低于机动车。风险的轻微性亦即有限性是区别设置治理规则的根本缘由。

  首先,行人和非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呈现显著的轻微性特质,所涉风险层级主要及于违法行为人自身。相较于机动车违法,行人和非机动车的多数违法行为处于行政规制预设的“可接受风险”阈值之下。如果投入昂贵且对技术水平要求较高的非现场执法技术资源以消减风险,那么,将导致执法成本明显超越交通秩序管理所获取的收益。“毫无疑问,过分严格的执法会不合理地消耗大量公共资源,将昂贵的公共资源用来监控或惩罚某些轻微的违法行为并不划算,正所谓‘不用大炮打蚊子’。”鉴于此,部分地方尝试以区分法律后果的方式,对非机动车的轻微违法行为做了区别处置。例如,《浙江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7条第4款规定,“因年迈或者身体健康等原因导致驾驶能力欠缺的人员,应当避免驾驶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该条例第25条仅对该条第2款、第3款设定了罚则,并未对违反第4款义务的行为规定相应处罚。据此可知,尽管第4款采用了“应当”的表述,对特定非机动车驾驶人课以行为义务,但立法者基于该条款所规制行为之轻微性特质,并未设定课责条款。此处的立法设计旨在降低执法成本,将有限的执法资源集中于更需要规制的其他违法行为中。因此,非现场执法在行人和非机动车管理领域的适用亦应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

  退一步讲,毫无限制地将非现场执法技术应用于行人和非机动车,势必引致规制成本与秩序收益的失衡。根据“可接受风险”判断非现场执法的适用边界,不仅是源于其现实技术的客观局限,更是因为风险规制内在的成本收益平衡之要求。行人和非机动车的固有风险层级远未达到需运用非现场执法予以全面规制的程度。为尽可能降低交通风险,付之以高昂的非现场执法规制低风险层级的行人和非机动车违法行为,其所能获取的边际安全增益较为有限。毕竟,“风险”具有不确定性,“风险规制”是典型的“决策于未知之中”。行政机关受限于认知能力,无法全然预知并掌控所有的风险形态,更无法通过风险规制实现所谓的“绝对安全”,仅能使风险处于“社会观念可容忍的水准之下”。

  其次,应当警惕法秩序预设之外的法治风险。如果无限制地应用非现场执法技术,那么,可能构成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不当限制。前已述及,部分地方通过公共曝光的形式规制行人和非机动车违法行为的做法,存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及隐私权之嫌。显然,以克减公民个人信息自决权、隐私权等权益为代价,换取对低社会危害性之轻微违法行为的规制效能,其手段与目的显失均衡,已然不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事实上,有限度地布设和适用非现场执法,通过规制违法成本的不确定性,对潜在违法者形成有效威慑。进言之,此举旨在确保执法风险和成本可控的前提下,借由规制资源的最优配置,最大化引导交通参与者普遍遵从法律规范,进而维系契合法秩序预设目标之可接受交通秩序状态。

  综上可知,交警非现场执法具有有限性,其规制范围应受制于交通违法行为的风险层级,并恪守对相对人合法权益干预的必要限度。具体而言,交警部门可依据道路风险等级差异化配置非现场执法设备,并聚焦于交通流密集或事故易发之时空场域启动执法程序,避免技术手段的全域全时覆盖。

  接下来需要回答的是,在实现上述“有限性”的定位后,如何对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予以制度设计?笔者以为,有必要引入规制交警权力的“新秩序观”,以此作为统摄性理念,建构符合行人和非机动车特性和规律的体系化非现场执法制度规则。

  对于“新秩序观”,笔者曾作过系统阐释,该理论强调交警在交通秩序和人权保障价值选择上的次序性,主张交通秩序维护为主、权利保障为辅,提倡交警权力的本质乃是通过秩序建构实现公共安全,而权利保障则需在秩序框架内以辅助性方式实现。当前,这一理论在机动车非现场执法领域已形成相对成熟的实践逻辑。同样,“新秩序观”也可以适用于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只不过,需要对“新秩序观”做适当调适。具体而言,应当依据其行为主体特质、违法行为样态及执法措施对个体权利干预强度差异予以调适。鉴于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的特殊性,应当将“新秩序观”的“主次分明”调整为“有限秩序”,亦即,交通秩序维护的优先性虽予存续,但其实现的强度、范围及方式路径均须受到严格限制,从而回应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参与者所处的弱势地位及其权利更易受损的内在特质。

  首先,秩序维护的价值定位应从绝对优先转为相对优先。在机动车非现场执法中,“电子警察”的密集布设以风险防控为正当性基础,契合“秩序优先”的逻辑。相较之下,行人和非机动车的交通违法行为多呈现个体化、低危险性的特质,其社会危害性显著低于机动车违法行为。如果简单套用机动车的执法逻辑,将导致秩序维护的比例失衡。譬如,在交通流量非高峰阶段,对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未佩戴头盔行为施以自动抓拍与累积罚款,虽在形式上具有合法性,但可能因忽视低收入群体经济承受力等因素而加剧社会不公。因此,应当在交通秩序维护的基本价值遵循下,根据行人和非机动车违法行为的特殊性以及妥当适用处罚措施的谦抑性,适当提升人权保障在交警价值承载中的比重。不过,需要明确的是“交通秩序维护”的核心地位不容动摇。这不仅是由于“秩序维护”是交警的核心职责,“警察权力的行使只能以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为必要,除此之外,警察权力不应该干涉。”更是因为在道路交通安全领域,良好的秩序是人权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尤其在行人和非机动车管理领域,个体权利的脆弱性与公共利益的现实诉求之间形成鲜明张力。倘若因过度强调人权保障而弱化对秩序的维护,不仅将重蹈“秩序与人权同等保护论”的覆辙混淆了不同标准的价值维度,更将引致实践操作的困境。“尽管,相较于机动车,非机动车的危险性不可与之相提并论,但是,非机动车的不当行为,仍然对交通秩序与交通安全存在较大的危害性。”譬如,驾驶非机动车闯红灯行为虽然属于个体违法,但累积效应可能引发路通瘫痪甚至连环事故之风险,已超越个体行为的范畴,对公共利益造成实质侵害。

  当然,若以“保障通行自由”抑或“保护个人信息”等权利诉求为由,否定非现场执法的必要性,便是将抽象的个体权益凌驾于具体的公共安全之上,最终导致秩序与人权的双重受损。“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而不能够有自由而无秩序。”因此,“新秩序观”内含的秩序优先性逻辑在此具有不可替代的法理正当性:只有通过建立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秩序框架,对个体行为施以必要规制,方能为包括各类法定权利在内的公共利益提供较为坚实的保障基础。

  当前,相关立法主要存在主体不全和“参照”僵化的问题。《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4条将非现场执法的对象限定为“机动车”,未涵盖行人和非机动车,这与现实治理需求脱节。同时,《违法行为程序规定》第78条仅简单地规定,行人和非机动车“参照适用”机动车非现场执法规则。该规定过于粗疏,忽视了二者在行为性质、危害程度等方面的重要差异。很显然,该“一刀切”式过于武断的立法方式不符合比例原则等一般行政法理,更为严重的是,忽略了“新秩序观”中有关人权保障的理论内核。质言之,完善相关立法需兼顾秩序维护的优先性与权利保障的特殊性。

  首先,遵循交通秩序维护的优先性,肯认交警非现场执法的适用范围。建议把《违法行为程序规定》第78条内容融入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4条之中,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4条修改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可以对违法的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依法予以处罚。对能够确定驾驶人的,可以依照本法的规定依法予以处罚。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非机动车、行人违法行为参照机动车违法行为处理程序处理。”如此一来,既可以将分散的立法内容,依据统一标准,合并同类项,作系统明确规定,又可以实现统合性明确交通秩序优先的价值定位,将行人、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纳入了交通秩序的整体统摄之中。

  其次,增设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权利保障的条款。可以考虑将《违法行为程序规定》第78条修改为两款内容。《违法行为程序规定》第78条第1款可以规定:“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非机动车、行人违法行为,参照机动车违法行为处理程序处理时,应当以记录的号牌为主要依据,并注重保障相对人隐私权。”《违法行为程序规定》第78条第2款可以规定:“对非机动车、行人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的收集、审核、认定,有特殊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之所以作上述规定,主要是基于如下考量因素:其一,通过“参照适用”的兜底条款确保非现场执法制度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在行人和非机动车相关规定付之阙如之时,援引并适用业已臻成熟的机动车非现场执法规则,其正当性不言而喻;其二,承认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的特殊性,为隐私保护、技术标准等专门规则预留立法空间;其三,确立“特殊规定优先适用”原则,既可以为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的特别规定留有空间,也可以避免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权利被机动车非现场执法规则体系所消解。此种分层的设计正是新秩序观在行人和非机动车治理场域中的规范表达,亦即,在保障交通秩序的前提下,通过特别程序规定增加个人权利保障的比重。

  依循“新秩序观”,需要从如下三个层面进一步完善交警非现场执法规则体系,具体如下:

  第一,完善交通技术监控操作的程序性规则。首先,增强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置的操作性与规范性。现有规则尚未针对行人和非机动车的特殊性制定差异化标准。相较于机动车,行人和非机动车违法高发区域常集中于学校周边、商圈配送点、共享单车停放区等地点。因此,各地需将“交通行为复杂度”“群体性违法频率”纳入情节细化指标,结合裁量基准技术制定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布设标准;同时,可以尝试建立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清单式管理制度,参照权责清单动态调整机制,由交管部门统一编制设备位置、技术参数、启用时间等信息目录,并通过政务平台定期更新,防范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之滥设。其次,强化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程序性权利保障机制。可以从事前和事后两个阶段加以制度设计。在事前,增设“审核异议期”条款,要求交管部门在公安集成指挥平台初审通过后,即时向违法行为人推送违法事实概要,并赋予适当期限的异议权。如果异议成立则中止录入,无效或逾期则转入处罚证据链。在事后,送达程序则需突破单一的短信模式,一方面,需增加告知频次。参照机动车违法告知机制,明确交管部门的主动通知义务,实现短信、交管政务新媒体及绑定平台等多渠道推送;另一方面,需革新违法公示制度,取消首次抓拍即公开敏感信息的做法,在人工复核后邮寄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及申辩途径的正式决定书。毕竟,非现场执法虽然可以大幅提升交警获取行人和非机动车违法事实的效率,但“无法代替人类对这些事实进行审核使之自动成为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此外,置于室外的公共显示屏应仅显示违法时间、地点及行为类别等相关信息,不得随意曝光人脸、姓名乃至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以此通过操作标准的精细化与权利规则的实质化,契合“新秩序观”对执法正当性的内在要求。

  第三,构建基于行人和非机动车违法的包容性治理模式。可以考虑从以下方面展开:一是,针对外卖配送从业人员等群体,尝试构建违法行为累积记分制度,关联企业则需依据雇员整体违法率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二是,对于普通骑行者,则需贯彻《行政处罚法》“首违不罚”之精神,对未佩戴头盔等轻微违法行为实施教育前置程序,即月度首次违法仅录入教育警示档案,二次及以上方予处罚。三是,由于“《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2款中确定的主观过错,应是所有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必备要素”,因而,因避让特种车辆、突发障碍物等紧急避险或极端天气等不可抗力而非主观过错导致的违法记录,经当事人有效举证或由执法机关依职权认定后,应依法予以撤销。

  2025年7月,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习强调了“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以及“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的重点任务。同时,2025年8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国发〔2025〕11号),其中明确了“探索面向新一代智能终端发展的城市规划、建设与治理,提升城市运行智能化水平”的决策部署。无疑,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问题是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重要方式,也是提升城市智能高效的重要内容。因此,进一步推进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制度建设,势在必行。不过,需要警惕的是,交警非现场执法涉及的机动车非现场执法与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不能混为一谈,相提并论。应当在充分界分和厘清两者在基本特性、内在机理和制度规则存在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交警非现场执法的有限性,由此展开体系化法治建构和高效的技术赋能。当前,正处于《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过程中,应当审慎对待行人和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的入法问题。惟有实现立法完善和执法优化共同推进,方能实现交警非现场执法的法治化转型,最终实现交通治理现代化与公民权利保障的有机统一。返回搜狐,查看更多